清末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县沙坪乡（今属长沙市开福区）照壁屋人。曾历任清代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等部尚书及管学大臣等要职，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张启鹏，字幼溟，号蔗泉，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曾在总督裕泰将军幕府做过幕僚，后隐退，从事儒学研究与教育，先后主讲于安陆、澧阳、洣江、石鼓等书院，著有《梅墅诗钞》《心言约编》《无垢静室时艺》等。长子祖同，又名雨珊，是湖南著名词人，有《湘雨楼词钞》；次子曼生，早逝；三子即百熙，字埜秋，一作冶秋。张百熙自幼性温良谨厚，勤奋好学，颇受父兄喜爱。六七岁时，因遭兵灾避居永州，奔走于山崖石窟间，历经磨难，目睹了民间疾苦。他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与清末政坛著名人物瞿鸿禨是同窗，聆听过湖湘文化著名传人郭嵩焘的教诲，接受了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从而奠定了积极用世、忧国忧民的思想。其《退思轩诗集》有“方我少小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表明他少年时即胸怀大志，想做一番顶天立地的大事业。同治十三年（1874），张百熙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他三十多年的官宦生涯。南书房行走，交友预政光绪五年（1879），张百熙首次从翰林院派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七年（1881）提督山东学政。光绪九年（1883），父死丁忧，居家服丧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在这段时期，张百熙读书交友，在京师过从甚密的有湖南同乡郭嵩焘、王先谦、王闿运。他后来之所以同情维新变法、积极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郭氏的影响；而对经史的关注，则曾向王先谦请教；诗歌唱和则多受益于王闿运。光绪十五年（1889），是张百熙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由翰林院编修荣幸地入值南书房，随侍皇帝，任文学侍从。在这里，他可与闻国家机密，拟写谕旨制诏，又可结识高层人物，以至接近光绪、慈禧。他能得以入值南书房，一是因为他擅长书法，文笔好；二是由于潘祖荫与王先谦的推荐，但关键还是慈禧太后喜欢张百熙写的字，故宫中的春联和四壁张贴的条幅等，多出自他的手笔。乃至慈禧叫人代笔绘画赏给大臣，也要张百熙代笔题诗。有一年秋天，太后画菊赐臣僚，多至千百幅，命南斋翰林题诗，张百熙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请门人马叙五代作一部分。张百熙在入值南书房期间，确实结交了一些权贵。据其子张叔平诗作自注回忆，张百熙与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也较亲近。张带小孩叔平到南书房，亲王觉得叔平很可爱，遂认作义子。有一次肃亲王带叔平到南书房，碰上了光绪帝，“仓卒皆下跪。德宗笑颔之，赐玉佩一，意殊温”。可见当时张百熙与皇帝、亲王的关系密切，非同一般。也就在那个时候，张百熙认识了时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世凯乖巧野心大，他知道张百熙与光绪、慈禧接近的机会多，为能得到宫中机密，或有人在帝、后面前为他讲好话，便千方百计与张百熙拉关系、交朋友。后来两人竟成了亲家，袁的第三子克良聘张的女儿为妻。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借事端向中国挑衅，朝议多主战。张百熙亲见光绪帝为即将发生的战争日夜忧思、焦劳愁苦，乃向光绪帝连上十余疏，陈“集师接济之法，固本捍卫之方，捐助军饷之策，拘治奸细之律”，都得到光绪帝的肯定或采纳。后战争爆发，清军接连挫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致辽东失陷，威海失守。张百熙上疏弹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植党营私，贻君误国。又弹劾礼亲王世铎争权纳贿，贻误战机。还与翰林院侍讲学士陆宝忠等联名弹劾军机大臣孙毓汶等“朋比误国”十大罪。时值慈禧太后“六旬庆典”，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张皇其事”，张百熙毅然不避犯上之嫌，奏罢此事。这些都表明了他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和刚正不阿的精神。甲午战争之后，张百熙深感朝政无序，国事艰危，“以为欲挽艰危，非亟召亲贤不可”，乃与侍郎李文田等联名请求起用恭亲王奕讠斤掌管军机处，后恭亲王果然复入军机。虽然此举也难能挽救清朝衰败的大势，但张百熙蒿目时艰的忠心与胆识，日益为朝野所知晓。支持新政，举荐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张百熙仕途大有起色的一年。前几年虽在南书房行走，还任过国子监祭酒，但官阶不过是正四品。而这一年，他于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广东学政，十月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阶逐步升到了从二品。他仍留广东学政任，在那儿主持创办了时敏学堂，坚决杜绝按家庭宗派录取人才的弊病，甚得舆论好评。次年回京后，曾参加重修《清会典》，任总纂。但很快，张百熙就满腔热情投身戊戌维新的变法自强运动。他上《敬陈大计疏》，胪陈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官报、翻译书籍、经理财政等五大事，认为“以上五条，皆今日之急务，时势所趋”。同时，他还以礼部侍郎、主考官的身份推荐康有为经济特科。该科人员为经国济世特殊人才，可不经过考试，破格委以重任。六月，他遵议修订武科章程，上奏十二条，曰“编团籍、列军省、开制造、颁定式、设学堂、延教习、筹经费、严限制、考舆地、习测绘、勤操练、定考试”，可说是一个对清廷陈腐国防军事教育训练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系统方案，体现了他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思想。然而，九月戊戌政变发生，张百熙即“以滥保康有为等，部议革职，加恩改为革职留任”，至十二月便“开复处分”。经此大事，他只受革职留任处分，且不久就开复，只是拟授给他的左都御史暂不授，这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清廷之所以对张百熙的处分较轻，一则因为他只是按例给康有为提名咨送和请示免予考试，问题本身情节较轻，二则由于他跟慈禧和军机大臣刚毅等各方关系较好，慈禧还把他作“里边人”（南书房人）看待。经过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政治挫折之后，张百熙在原内阁学士与礼部侍郎衔的广东学政职位上待了一年，二十六年（1900）七月即补授礼部侍郎，九月又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着回京供职。十二月，奉上谕派他为头等专使前往英国奠唁并致贺。其官位已由从二品提升到从一品的左都御史，可谓仕途走红运了。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这期间他还差一点与同乡同年中举的瞿鸿禨一同成为军机大臣。因义和团事件后，“庚、辛之际，两宫驻跸西安。枢臣端邸载漪、刚相毅、赵尚书舒翘、启尚书秀，因庇拳获严谴，枢府乏人”，军机领班荣禄将瞿、张二人“密荐于朝，特旨令迅速来陕，预备召见”。但等瞿鸿禨、张百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十五日赶到西安时，鹿传霖已经入了军机，原定的瞿、张两人中就只能选择一个了。于是荣禄密奏：“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两宫准奏，传旨要张、瞿二人各抒所见，写一政见提纲。奉谕后，张百熙“力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并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之故，言之历历，何止万言”，而瞿鸿禨“不逞辞华，但求简要，略陈兴利除弊四端”，主张择要以图，行之以渐。慈禧太后看后对荣禄说：“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这样，便是那位资历比张要高的老乡瞿鸿禨入了军机，而张百熙落选了。创办大学堂制定新学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张百熙又受命任南书房行走，清廷恢复了对他的信任。同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迫于形势，乃在西安下诏求言，宣布“变法”。如鲠在喉的张百熙率先抗疏陈大计五大端，曰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建议在官制方面将总理衙门改为外部、商部、学部。其内容大都是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改革主张。四月，慈禧与光绪的清廷中央政府决定回京，而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打得残破不堪的东华门一带蓬蒿满地，天安门、社稷坛、太庙、天坛、先农坛等均被炮火焚毁，亟待修复。清廷遂命张百熙任工部尚书，与兵部侍郎景澧、桂春与顺天府尹陈夔龙负责这项修理工程。张百熙洁身任事，裁汰回扣陋规，结果完成这一工程，竟省帑金近百万。七月，张百熙又被调补刑部尚书，为澄清吏治、惩治官场腐败而据实表彰与弹劾了一批官员。清廷上谕肯定他的举措，认为“该尚书此奏，洵能破除情面，举劾大公，深堪嘉尚”。九月，他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正由于张百熙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方面多有顺乎人心的进言，故清廷于十月调他任吏部尚书，十二月派充管学大臣，“命妥订学堂章程，随时具奏”，并主持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张百熙向当朝上《奏办京师大学堂疏》，陈述了自己“悉心考察，夙夜构思”之后的办学纲领与举措。京师大学堂本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的，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当时第一位管学大臣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聘美国籍丁韪良为总教习。初议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实际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性质仍与旧式书院相同。丁韪良这个总教习，办事懒散，漫不经心，以致大学堂迟迟没有设农、工、商、医等科学课。所以张百熙上任管学大臣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把丁韪良及以往聘用的所有外国教习一律免职。刚开始，张百熙遇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刁难，为缓解矛盾，他聘请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竟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出任总教习之职。管学大臣以卿相之尊在学者面前长跪不起请师，一时传为佳话。张百熙接任主管京师大学堂后，先是于同年五月派吴汝纶率队赴日本考察教育，随后即对大学堂的教学与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大获成效。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教学内容，采用西方先进的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即按专业分院、系、科、班级。由于缺乏生源，张百熙乃先办速成科、师范科、仕学馆。他广筹经费，大建校舍，编译教材，购置仪器，并力排众议，请求派员出国留学以培训师资。从1902年1月至1905年11月，他实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把这所大学堂办成了中国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且基本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学，张百熙则被世人誉为“中国大学之父”。在倾力规复、整顿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张百熙主持全国学务兴革大计，倡导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对此，他采取先立后破、边破边立的政策，一方面多次上疏请求逐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一方面集中力量制定学堂章程，即新的学制。他“上溯古制，参考列邦”，亲自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与《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以及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与《蒙学堂章程》各一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二日上奏朝廷颁布。这就是《钦定学堂章程》，因是年为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国家法定的各类学校学制，后由于其中的读经内容不够，遭到保守派激烈反对，章程虽公布，但没有实施。不过，由于张百熙办事雷厉风行，这一年内他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全国还是产生了很大成效。由于清廷对张百熙掌管全国教育心存疑忌，便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于是张成了“二把手”。荣庆为推翻张百熙亲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趁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入觐，挟持张百熙一起请求朝廷留张之洞在京再订学堂章程。经数月，终于拟定出第二个学堂章程，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顺序，三人联名上奏朝廷，并得到批准施行。这就是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因岁在癸卯，故又称“癸卯学制”。由于荣庆对张百熙的处处刁难，保守派对张百熙的激烈反对与诽谤，朝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免去张百熙管学大臣职务，调任户部尚书。但他仍坚持京师大学堂的工作，直到十一月才离开京师大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张百熙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邮传部尚书。随后因与邮传部侍郎唐绍仪之间在人事安排上的分歧和冲突，导致两人同时遭到清廷的“严行申饬”，即由太监代表皇帝对大臣训斥。这次被“申饬”之后，张百熙便因操劳忧郁过度而一病不起，至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卒于北京。清廷追赠太子少保，谥文达。有《退思轩诗集》传世。张百熙六十寿庆时，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贺以联曰：数湘中将相，咸由武达，我公独以文章，清标卓立朝端，宜享修龄如潞国；综天下胶庠，所有导师，一老为之领袖，贱子来从海上，居然便坐识荆州。上联谓张公以文章风采为朝廷重臣，当如北宋潞国公文彦博一样得高寿；下联称他是当时全国所有学校、导师的领袖，有李白《与韩荆州书》中韩朝宗的胸怀。联语所赞，实不为过，张百熙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功绩将永载史册。